pg电子试玩平台从40多年前见证大足的青灯古佛，到1987年大足石刻“申遗”想法的萌动，再到“申遗”冲刺及199年的申遗成功，郭相颖不仅是“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和操办者，也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他说：“1974年初我调大足县文管所工作，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青灯古佛旁。”

　　2019年12月是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20周年，澎湃新闻特别刊发郭相颖追忆往事一文，回溯申遗路上的坎坷与不易。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所有石窟艺术品的总称。有佛、道、儒“三教”造像和历史人物造像5万余尊，各类铭文10万余字，分存於75个保护单位，遍布全县。其造像年代上起初唐下至明、清，乃至现代，但以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的南宋时期，造像最多为其主体，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之作，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宝顶山造像其内容“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造像盈万，喜怒皆有生气”，历时70余年建成的一座，极具民族、时代、地方和教派特色的密宗道场。北山造像汇聚了从唐末到南宋的作品，人物高雅秀丽，美神荟萃，刻工精细，玲珑剔透。南山和半边庙道教造像，神系完整，神阶明确。石门山造像，汇佛、道二教於一处，不分尊卑先后。石篆山、妙高山和佛安桥等造像，汇佛、道、儒三教於一处，充分体现三教平等。这些“三教”造像是我国哲学史中“三教合一”，“孔、老、释迦皆至圣”、“三教皆有辅国政”的罕见实物佐证。大足石刻的确是最具中国特质的石窟艺术宝库。本该早鸣於世，但由於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其长期鲜为人知，就其国际知名比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至少晚了一百年。直至1945年才有，杨家骆为首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足学术考察七日，认为大足石刻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其间写有多篇论述文章，还拍照片、电影，出书刊等。但因时局动荡，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1952年成立大足县文物保管所，於13处主要造像区，划定保护范围，土改中留出了培修用地。1960年又将北山、宝頂山頒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受左的思想制約，也产生了相应的极端偏颇观点，认为大足石刻内容又多又系统，表现形式又使人易於接受，其“毒”最大，不宜让群众过多接触，致使出现了未成文的“只保护，不宣传”的现象。“文革”中甚至有人倡议，炸平宝顶大佛湾。

　　1974年初我调县文管所工作，当时文管所与文化馆合在一起，没有所长，实际工作人员两人，邓之金住守宝顶山，我住守北山。1976年底，所、馆分设，文管所设在解放前民众教育馆三间阴暗潮湿的偏房内，一间是退休人员寝室，一间是库房，一间是所长寝室兼办公室，陈明光任所长，邓任会计，我任出纳，三人共用一张办公桌，各锁一格抽箱，就算各司其责了，全所5人（1退休1外借）人头和办公经费每年仅3000－5000元。到各文物区，皆是崎岖泥泞小道，参观者极少，十天半月不见一人，偶见当地农民路过也觉欣慰，住守山间真是独卧清灯古佛旁。由此可见大足石刻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我们为大足石刻感到委屈，很不服气，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大足石刻能拨云见日。

　　1976年打倒了“”，祸国殃民的“文革”终於结束。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信息和思潮渐渐传到大足。我们开始公开查阅佛典、道藏和石窟艺术等文史书籍。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们便努力撰写宣传文章，向各种报刊投稿，邀请市外事办公室和旅游界人士来足考察。在所长领导下，我们三人商定了“以外促内”的所内工作方针，借以逐渐消除县党政领导的“恐外”和“得不偿失”思想。

　　1980年2月重庆市外办，邀请加拿大语言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偕夫人来足参观了宝顶山和北山造像，他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连声说“不虚此行”。留言写道：“这是我有幸在中国所访问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历史胜地之一”，座谈会上又高度评价了大足石刻的艺术价值和旅游开发前景。引起了省、市、县领导重视，从而拉开了对外旅游开放的序幕。4月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来足参观石刻。回国后在《读卖新闻》、《朋友》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大足开放初期日本游客比例最大的重要原因。宝顶山和北山，上半年获省政府批准为“非正式参观点”，下半年又获准为“正式开放参观点”。是時在县城内的县委、县府和公安局等机关门前特设有“外国人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外宾参观路线也有具体规定，但国内外游客仍与日俱增。1981年国际知名作家韩素英来足参观，1984年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来足参观，全年观众达30－50万人。同年大足县获准纳入“重庆市甲类开放地区范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以外促内”终於揭开了大足石刻神秘的面纱。

　　1984年春，我到大足县政府任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和宗教、侨务等工作。这样的分工出於有利於协调文物与上述各方的矛盾，使大足石刻得到更好地保护，并为市、县发展旅游业服务。连年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工作会议都要求“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省、市领导也经常强调这一工作。很多同志都在探寻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标准，我更是職責所在，日夜思考，怎样才算走向了世界？由谁来认定？等问题。我们边思考边开展认为有效的工作。1985年在林默涵同志鼓励下，在文化部、市文化局领导下，我县与市美术公司筹办了大足石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大型展览，相继又在广州、深圳、桂林等地展出，时间长达两年，产生了不少轰动效应。同时又组织制作了很多电视、电影和书报宣传品投放社会。又通过大足石刻研究会广泛联络国内外学者，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又分批组织县里有关领导赴敦煌等地考察，派文管所人员到敦煌研究院学习培训，我还多次亲帅业务人员赴各大石窟考察学习。1986年1月31日上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国家副主席王震到宝顶山参观石刻。我当导游为他们解说石刻，参观中二位首长饶有兴趣，冒雨细心听解说。小平同志言简意赅，连声道出了宝顶造像特色：“中国的了！”，“中国的了！”小平同志亲临大足，就是对大足石刻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肯定，至此之后，国内党政要员，国际知名人士便接踵而至。但我们仍觉离“走向世界”还有较大距离，只是对大足石刻有资格立於世界石窟艺术之林的信心空前增强了。我內心立誓“不使大足石刻驰名中外，死不冥目。”

　　1987年我从来足的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闲谈中，第一次听到《世界遗产名录》和1986年国家文物局在拟排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已将大足石刻列入了名单的信息。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大足石刻取得了“候补”的“候补”资格。才获知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17次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其任务是：确定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公约》各成员国的努力下，确保遗产的价值能永续保存下去。1985年我国成为缔约国。1987年敦煌莫高窟、故宫、长城等成功列入了《名录》。当时市、县领导和基层文物工作者对此都较陌生。此后就努力收集有关资料和信息，每到北京就向罗哲文等专家和国家文物局主办申报的官员郭旃等请教有关知识、程序和可能性。他们大多认为石刻本身可能性很大，但管理机构级别、水平和研究人材、成果都欠缺，尤其是遗产所在环境问题最大，在国内国际其知名度远不如云冈、龙门等高。我这一时期思考最多的是先於云冈、龙门申报有利，或后申报有利？与一些同志商量，很多都主张后报有借鉴，也有更多时间创造条件。但我反复思考后得出了，越后越难，越后机会越少的结论，便定下了“不排轮子”、“抢先更好”的指导思想。继之就大力开展各种宣传，凡有重要党政官员和知名人士参观，我都拨冗亲自解说，力争他们对大足石刻有更多了解，更多好感。在两次全县文物普查基础上，又公布了一批文保单位，使石刻文保单位由13个增至75个，又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保网，文保员增至60余个。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完成了多项文保规划和工程。经1988－1990年的工作，大足文物事业有了长足进展。一有机会就请求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推荐名单。

　　1990年我两届副县长任期已满，我向市委要求回县文管所工作，市委满足了我的请求。我带着完成“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愿望和使命，回到了文管所，是时文管所有职工50余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大足石刻博物馆，在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和市文化局、市编委和财政局大力支持关心下，1990年9月获市编委批准成立县（团）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隶属县委、县府和市文化局，正式职工定员60人，我任馆长和党组书记，明光任副馆长，馆内设一室两部和两文物区。至此大足石刻的管理机构由乡级提为县级，职能基本建全，为申报提供了组织保证。接着一边向县“四大机构”领导介绍申报知识和信息，一边积极请求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推荐名单。1993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推荐名单，博物馆报送了相关资料，但经专家现场考察，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而被推迟。主要原因是宝顶文物区圣迹池臭气熏天，摊区杂乱，垃圾乱倒，猪牛圈到处可见，粪水四溢等环境质量太差，博物馆设施也较差。次之是个别专家存在云冈、龙门与大足孰先孰后的考虑。这个“考虑”着实使我急了。便向县委书记郑洪，县长陈怀文分别呈述申报理由：如成功，1，可使大足石刻受到更好的保护，得到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部门的更多关注和投资。2，可大大提高石刻与大足县乃至重庆市的知名度。3，可有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从而繁荣经济。还可促进国际交往。4，先於云冈、龙门申报对大足大有好处。5，可节制文物与开发、建设、宗教，旅游间的矛盾发生。6，即使不成功，文物事业得到发展，旅游景观得到改善也值得。并正式请求县委、县府把申报当成大事加强领导。立即得到二位肯定，表示将举全县之力开展申报工作。郑书记要求博物馆首先全力以赴，特别要加强对上级文物、城建部门的请示汇报。陈县长表示立即从财政、规划等方面支持申报。市文化局副局长王川平，文物处长戴渝华等都在重庆和北京为申报奔走。我在馆内开展了“再给大足石刻多套一条保险带，让她真正走向世界！”的申报动员，全馆同志积极性空前高涨，无不响应。

　　1994和1995年在郑洪、怀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多次摊区和宝顶老街治理，协调文物与宗教争庙矛盾，文物保护先后开展了“北山遂洞排水”，“转轮藏窟潮湿条件下灌浆沾接”，“卧佛防渗水”，“柳本尊像岩檐加固”，“化学防风化”等一批具有科研性质的工程。又与重庆建筑大学、县城乡建委联合，李先逵教授亲临指导，历时年余，制定了《宝顶山、北山、南山文物区保护建设规划》为申报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同时又邀请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进”等派，开展调研，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以促进申报。馆内还开展了以编撰《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等为中心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收集整理工作，并制定了凡发表与石刻有关的文章或其它作品，奖给稿费同金额奖金的制度。历时数年，获拓片、照片各2000余幅，记录35万余字，成书20余册，累计发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400余篇，较全面展示了研究成果。同时成就了一批人才。

　　1995年8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总署官员沙威尔·托巴思先生，以个人名义来足参观考察石刻。便请他讲授申报知识，他说：“列入《名录》基本条件有三：一是人文价值必须极高，二是要有较高的保护、研究水平与成果，三是环境质量一定要好。我认为第一个条件完全具备，不成问题。但对二、三个条件必须高度重视，特别是环境问题是成败关键所在”。又建议：“申报材料中莫把旅游价值放在首位，审批时不重视旅游价值，特别重视人文景观本身的价值。我深信辉惶的大足石刻，一定会经大足人民不懈努力，不久将载入《名录》之中”。他还讲了申报的基本程序和有关常识。他的讲话既鼓午了干劲，又明确了工作思路，事后我把申报工作概括为“三个条件”和“四个环节”（1，制作和呈报文本。2，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现场考察。3，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评审。4，由有缔约国代表参加的全委会最后审定）比喻为：1，考生报名。2，交答卷。3，评分。4，录取。以便大家记忆和宣传。

　　199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正式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项目。申报工作随之进入了全面高速运行时期，正式成为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经多方努力，同年获国务院批准，将石篆山、石门山、南山摩岩造像和多宝塔，分别并入宝顶山和北山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其全为国保单位。12月20日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委副书记任名誉主任，副市长窦瑞华任主任，市级有关部门领导和大足县长陈怀文7人为副主任，委员10人，大足县副县长李文全、曾足幼和我都是委员。委员会在大足设办公室，我任主任，戴渝华、熊明生、童登金任副主任。并从县人大、政协和博物馆抽调人员开展日常办公。

　　1997年，2月18日和4月25日，申报委先后在大足宾馆、市文化局召开工作会，窦主任主持会议pg电子模拟器，除通报请况，布置工作外，并对有关事项作出决定，其中对“申报几山为宜”争论较大。有人主张只申报宝顶山，理由是：任务重，时间紧，资金少，业务生，只宜集中全力保一山，有一山成功作招牌就可以了。开始窦主任也顷向这个策略。会上会后我均以：一山不足以表現大足石刻的规模、内容和特色，不赞成只报一山的主张。我的主张得到王川平同志的支持后，我们共同说服了有关领导和部门，遂使一山变二山，二山变三山（宝顶山、北山、南山）。申报委、办公室都按“三山”布置开展一切工作。市委、市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多次赴足考察，估计工作量和所需资金。同年春，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上，重庆委员提案（编号0635），建议国家文物局于1998年申报大足石刻列入《名录》。国家文物局很重视，很快复函：拟优先考虑大足石刻申报问题，并着手组织专家实地考察指导，还将在文物维修，科技保护与经费予以支持。为了避免工作失误，经与申报委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商定后，于3月派副馆长童登金送聘书到北京，聘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处长、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郭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研究所前所长、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总工程师罗哲文。二人为申报委顾问。

　　4月16日罗哲文、傅连兴、詹德华三位文物界知名专家应邀来足。17日上午窦副市长代表市府和申报委欢迎专家，并在雾都宾馆6楼会议室主持了座谈会。窦说：我们对申报不知其标准和要求及程序特请你们指导，见到不足和错误就讲，我们对申报是很重视的，在京、津、沪、渝中，这项工作争取做得靠前点。詹德华说：两天考察觉得地方同志对文物很重视，干部文化素质比以前大有提高，我认为申报是可以成功的。中国已申报成功16处，凡成功者都显示了特殊意义。主要标准就是文物真实可靠，保存完整。程序是：一年申报，二年接受现场考察，三年不断提供材料接受评审。宝顶环境整治多年没进展，应作为重点，尽快落实方案。还要充实机构，特别是工作班子。还要建全地方的保护法规和制度。还要大力宣传多年保护的成果。罗哲文说：我对大足石刻感情深厚，解放战争中，清华大学营造学社，向提供的战争中应保护的文物古建书，就是我刻印的。大足石刻的价值是没问题的。申报应作为直辖市的大事来抓。国际上对“世界遗产”越来越重视，把“列入”当成自已国家的荣誉和骄傲。1992年美国退出《公约》，但其他国不仅不退，反而增大了力度，日本想方设法把奈良列入，苏联、独联体等都如此，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和开放的手段。申报要经国务院总理批准，才能向联合国呈报。国内申报也是与日俱增，都很重视，我赞成郭相颖“不排轮子”的主张，能先最好。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马上成立了教科文组织，1985年参加《公约》，1987年一下子就列入5个。要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努力申报成功，不仅管理保护水平能提高，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持续向世界宣传，比我们宣传的说服力要强得多。需要做的工作：1，对大足石刻的价值，还要研究提炼，要编写一申报文本，把价值说清楚。2，保护与管理：一是几十年的化学、土建等保护大有成果，文本要显示出来。二是机构、规章制度还要做完善工作，保护范围还要明确划定竖立界碑。3，环境整治，是申报中的重点，宝顶的环境要大力整治，特别是圣迹池要投入资金和采取行政措施。申报机构要把宗教部门纳入其中，圣寿寺要整顿。武当山申报时，宗教花几百万刚建成的招待所都折了，否则给国家丢人，要下点决心才行。4，加强宣传工作，研究成果要显示出来，特别是要打入国际的，申报时作副件展出，一定要高水平的，不能草率充数。傅连兴说：申报是件大好事，四个直辖市只有北京有，其余都没有。我三次来大足，每次都有明显进展。申报三大要素，一价值、二管理、三环境。价值无争议，管理大足是较好的，环境，主要是宝顶水池污秽，不仅是环境问题，还直接破坏文物。文物区很杂乱。与其他申报地方比，大足的折迁任务并不大。“三山”规划作了，但不是详规，现在要抓紧作详规，如老街怎样折，新镇要把握好风格。酱园厂不仅污染，房屋风格也不行。北山环境本来很好，但农民新盖的小楼就不行，这些非折不可，文物管理用房也要改造。今后一定要依法管理。再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接待，世界遗产委员会派来的外国专家的现场考察，要特别重视，切不可大意，对考察内容、路线以及介绍人员，交通食宿，迎送礼仪，事前都要精心安排，并提前自查和演练。还要请专家提不好听的意见，总比让外国人来提要好些。

　　窦副市长对会议作了总结，称这次会议是对申报的全面指导，并指示大足县立即成立工作机构。6月17日大足县委、县府决定成立“大足县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指挥部”，县委书记郑洪任指挥长，县长吕明良，县人大主任陈怀文，博物馆长郭相颖任副指挥长。县有关部门和镇乡领导14人为成员。指挥部下设：1，办公室，郭相穎任主任，聂坤健、黎应田、童登金任副主任。2，环境整治组，曾足幼任组长，罗觉生、柏大超、陈云国、雷天华、薛黎明任副主长。3，宣传组，黄铭任组长，陈阵、李朝彬、唐发泉任副组长。4，申报文本编辑制作组，黎方银任组长，陈明光、李正心任副组长。并向各部门抽调人员随即开展工作。并委托重庆建筑大学立即制作“三山”整治和建设详规以及游客中心等工程设计。博物馆几位领导也作了分工，我负责全面工作外，重点负责与专家一道，制定整治方案、复建方案和文物保护工程；与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中国教科文组织和北京方面专家联系，获取国内外信息和动态。童登金负责财务、土地和办公室日常事务以及接待党政界来往领导、朋友。陈明光负责学会活动、成果整理、编撰出版。黎方银负责申报文本制作，新闻宣传，接待学术界往来朋友。“申遗”至此我内心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愉快和宽松。深信“申遗”这把火已彻底点燃，开弓决无回头箭。博物馆“孤军奋战”和我四方呼吁的时期，也终於宣告结束。

　　10月6日至9日，郭旃应指挥部之邀来足指导工作。当晚审阅了文本初稿，7日考察宝顶、北山整治工作，定折迁和改造范围等。途中和晚上，我把受峨眉山与乐山大佛“捆绑申报的”启发，很希望把石门山、石篆山也纳入申报范围的想法，告述了郭旃。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三教”与“三教合一”造像俱全，这一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时代和民族特色，并能使大足石刻展现更丰满，也许还有规模效应。本着多保留原貌的原则，整治工作量不会很大，当然要承担如申报失败，定受到谴责的风险。经我俩反复论证，最后认为利大于蔽。我要求由他提出，才有说服力，才可能添进去，他答应了我的请求。8日上午听取文本组、宣传组的工作汇报。中午由我陪同视察南山的整治维修工程。下午召开座谈会，正副指挥长和正副组长都参加，座谈中，郭旃对环境整治、文本修改谈了具体意见。最后，他建议以“大足石刻”为申报项目名称，以宝顶、北山、南山、石门山pg电子模拟器、石篆山、北塔为申报范围。至此申报范围由“一山”发展成了“五山一塔”。9日送郭旃赴渝，与市文化局，重庆建筑大学有关领导、专家交流外地经验，提前准备迎接现场考察。郭旃说：“交河古城”申报，在现场考察时，用两个人负责向专家介绍，介绍中除两人经常争论外，对内容多处用“尚待考察”、“只好存疑”、“今后再说”等语。再通过翻译，使外国专家觉得所言不实，而说：“等你们弄清楚了再申报”，成了失败主要原因。还谈了峨眉山修小铁路，引起外国专家反感等故事，供我们借鉴。又对我说：“迎接考察之事，你要重点考虑，解说介绍非你莫属”。10日送郭旃到机场乘机返京。会后，迫于时间只好边规划，边设计，边报批，边施工，相继开展了，北山公路、车场、北塔、“二佛”、气象站；南山公路、车场、房舍；石门山和石篆山房舍、公路、围墙；宝顶山游客中心、接待厅、气象站、圆觉洞岩基加固、柳本尊像岩檐加固和环境全面治理建设；馆部综合大楼（行政、实验、资料、阅览、书画、摄影、装裱、学术大厅等）等一系列工程。

　　重庆成为直辖市和政府换届人员变动，1998年3月，经市府同意调整了市申报委、县指挥部成员。申报委，由市委副书记刘志忠任名誉主任，副市长甘宇平、宣传部长任名誉副主任，副市长程贻举任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亦作相应调整，大足县人大主任陈怀文，县长赵崇亮任副主任，我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指挥部，县委书记吕明良任指挥长，赵崇亮、陈怀文和我任副指挥长，我仍任办公室主任。其余成员亦作相应调整。这个班子各尽其职，直至申报结束。陈怀文主任，受县委、县府委托以主要精力领导申报直至成功。

　　申报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广泛发动群众。通过中央、省市、县各级电视台，各种报刊，大型广告，甚至在火车上和机场、码头散发宣传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县内还召开了申报誓师大会。副市长陈贻举亲临动员并带头捐资。还多次召开折迁动员大会，激发了广大群众“爱我石刻，兴我家乡”的热情。捐资达25825人，捐资镇乡、部门108个，捐资100多万元。由于宣传到位大大减少了工作阻力，保证了申报工作的顺利开展。

　　《文本》是一份国际性公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会议，根据呈报《文本》和曾来足考察过石刻的外国专家的介绍，确定其是否具备申报资格，如不俱备便通知停止申报，因此《文本》在申报中有举足轻重，决定命运的作用。首先设法找到敦煌、峨眉等地的《文本》学习研究。文本组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出精品”的保证。，我把它具体化，要求大足《文本》是：突出大足石刻特色，合符国际要求规范，中、英、法语言准确，形象资料充分美观，排版印刷装祯精良，令人爱不失手的“学术型著作”。7月至12月文字五易其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定，本已定稿，但1998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供了新的《文本》格式，要求按：遗产辨认、列入理由、描述、管理、影响遗产的因素、监测、文献7个部份编撰。并須要增加石门、石篆内容，文本组日夜重新编写。我也数次亲自阅读修改文稿。3月15日和16日，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主持在重庆、大足两地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文本》进行充分论证，提出修改意见。4月上旬《文本》定稿，送北京翻译，5月中旬付印，6月5日印成。与此同时还完成了幻灯片、电视专题片的摄制。《文本》为精装大16开本，共205页。附件为30张幻灯片、12分钟电视专题片和计算机软盘。按申报时间要求，准时於1998年6月5日将《文本》和附件正式呈报国家文物局。6月18日国家文物局转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推荐，副总理签字，于7月1日前报送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8月9日，申报办公室收到由国家文物局转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Bernd VonDroste，7月8日写给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信。信中说：“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报名表及文本已收到，现在我高兴地通知你们，大足石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已经注册，编号为912号。世界遗产委员会顾问团将对申报提名进行评估，并向于1999年6月至7月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提出推荐。如果评估过程还要补充文件、材料，我们将及时通知你们。借此机会真诚地感谢你门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如此关心，感谢你们国家积极地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文本》破关而入，首战告捷，文本组为申报立了头功。

　　事后，国家文物局把大足《文本》推荐为日后申报范本。1999年4月，《文本》荣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市府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在巴黎主席团会和摩洛哥全委会陈列案上，大足《文本》十分引人注目，与会代表争相阅读，我目睹了这一感人场面，《文本》也成了我与代表们交流的主要工具。

　　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到标准，是申报成功与失败的关键。环境整治是耗费人、财、物、时最多的重点工作，宝顶又是重中之重，现场办公会多达10余次。首先拟定了《大足县宝顶山、北山、南山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然后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拆迁工作比预想顺利。群众喜称副县长曾足幼为“拆房县长”。

　　在规划设计前期，参与者缺乏申报实践，都追求心目中的“高规格精品”。使设计、施工加倍费时、费力、费钱，北山新造“洋草坪”效果也不佳。后经中国教科文组织有申报经验的专家指出，申报要的是：保持当地自然风貌，与古庙、石窟原环境接近的“山林”，而不是贵族、富商的“园林”。这一字之差，大大减少了人工造景和名贵花木，为申报节约资金200－300万元，同时还加快了进度。拆迁范围以有利文物保护为目标，以文物区汇水面为主要依据，兼顾排除污染源，方便群众生活，景观良好而定。整治中与“五山”有关单位和住户，签订协议书127份。拆迁宝顶小学、镇政府、酱园厂等18个单位，居民125户，拆迁总面积31921平方米，新征、收回土地332.8亩，圣迹池清淤12850立方米，新建排水沟3465米，清除废弃物28000立方米，开挖土石8343立方米，修建道路2449米，堡坎3769立方米，石栏杆515米，石梯2840米；栽植树木44230株，草坪4800多平方米，绿化面积达104600平方米。完善了“五山”的交通、水、电、通讯、服务、科研、管理等设施的建设。历时两年多，使文物区环境质量、各种功能得到了空前完善。为迎接现场考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8年4月15日，中央、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总参谋长傅全有等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一行20余人视察宝顶山石刻。我为他们作导游解说，江对石刻产生浓厚兴趣，边看边议论，谈了不少国内外有关话题，并题字留念。题字后，我向汇报“申遗”工作正在顺利紧张进行，问：“能成功吗？”，我说：“就是经费和时间太紧了”。我们走过佛缘桥，在桥头小平台上休息，环顾周围的市县领导说：“大足石刻不仅很美，更是很好的教育基地，要尽快搞好环境整治和文物保护，确保申报一次成功，为国争光”。在场人都作了笔记。到宾馆午餐时，我送了一本我编撰的《大足石刻》给，午休后话别时，说：“你不仅讲得好，书也写得好，中午我就读了不少”。又对身边的领导们讲：“你们这些地方官，也要多读读这些书”。送走后，市领导多有索书者，我特送了一些书到市委、市府。又迅速将关於申报的讲话，以简报、公文和私人信函，送报有关部门和领导，真是大收扬帆顺风之效。事后郭旃对我讲，国家文物局得知指示后，研究时大家认为，申报过很多项目，只有大足石刻有发话，於是又调整了中国当年的申报名单，只留了大足石刻和武夷山互不冲突的两个，这样就确保国内无竟争，国际易平衡。4月20日下午，我和县长赵崇亮、副县长曾足幼，参加市政府常务会议，由我汇报和答问。落实申报经费是议题之一，我简介情况后，甘宇平副市长笑嬉嬉看着我说：“郭县长，郭馆长，大足离重庆好远吗？路上就由800万长到了1200万，增加了一半哟！”。我急忙申明：“前几天专家组又扩大了倒塔坡整治范围……。”他打断我的话说：“算了！算了！莫急！莫急！我看大足要这点钱还是应该的”。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接着市长说：“照贯例常务会是不具体研究钱的，今天郭师来了，看来要咬个子才行，哪就由市财政局、计委和旅游局三家给1200万元。先按三、三、四分担。”会后增到1583万元，县财政和博物馆自筹1997万元，农行贷款1800万元，基本保证了冲刺阶段的开支。

　　7月、8月张柏、郭旃组织各方面专家多次到大足指导督促工作。当时我最耽心现场考察不合格，我问郭旃如不合格的后果是什么？他说延期，但意味项目被否定。我请他寻一万全之策，他想了两天才对我说：“试试看，我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两位外国专家，利用他们的假期，带上夫人提前来大足，作非正式参观考察，听取意见，改进后再迎接正式考察”。我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了郭旃的想法，他们都认为这样更有把握，就拜托郭旃请客。不久得郭旃通知，已邀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亨利·克利尔和尤嘎·昭克赖特及其夫人，将於9月1日至3日来足考察。1日上午我参加指挥部迎检查询会。下午赴渝迎接郭旃与外宾，因亨利取道不同而未至，便接郭旃与尤嘎夫妇返足，下榻大足宾馆。2日上午陪尤嘎等人考察北山、南山，我逐一介绍石刻内容和环境状况，尤嘎对道教石窟感到新鲜，对环境和保护措施表示满意。下午在宾馆与尤嘎交流石窟学术和申报信息。晚11时亨利夫妇到来，大家以喝夜啤酒的形式为其接风，都一醉方休。3日上午陪亨利、尤嘎考察宝顶山，我着重介绍其特色，言之有物，简明肯定。考察间亨利指出：1，成为世界遗产就意味成了国际关注和交往之地，应有几种国际通用语言、文字和符号指示观众，如英、法、日文的指示牌和说明书等。2，路面防滑面积要增加，1米以上的坎边必须加护拦。3，在建中的工程，特别是游客中心要抓紧完工。下午一行又考察了北山。这次担任翻译的郭兴建同志，对石刻很熟悉，与我配合默契，使考察者既觉得内容精采又深信无疑。下山直奔重庆，参加副市长程贻举在人民宾馆的接见。会间，程副市长代表市府和申报委多次表示感谢，并征求申报能否成功的评估意见，两位外国专家总是说：“此行不虚，不枉此行，你们对申报应充满信心。”17时，送亨利一行到朝天门上船，顺江而下饱览三峡和江汉风光。事后又派专人赴峨眉、乐山等地，学习迎检经验。日夜盼望通知正式考察时间，12月29日电话郭旃专询考察时间，但仍迟迟无音信。

　　1999年元旦后，1月18日提请市府批准《五山规划》，不久获准。各项工程日夜赶进度，以迎现场考察。时至5月底，按常规时间已到，已有记者到大足住着抢头条新闻，令人心急如焚，又请国家文物局通过正规渠道查询，不久郭旃通知：“亨利答复，主席团会将召开，协调员们特别忙，不能再去大足考察了。前次非正式考察，你们没有掩饰，见到的更真实，更可信，我和尤嘎考察时就认为大足石刻合格。请把我提出的3方面改进情况的文字和音像资料送来，以便作最后评估”。我们立即送去了所需资料。“现场考察”就这样通过了。省去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诸多仪式，节约资金何止百万。

　　1999年7月5日至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召开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主席团会议。此会除其他议程外，重要议程为评审各国申报的项目，确定提交全委会的名单和评审意见。我国派出以国家文物局郭旃为团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遇晓萍，国家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左小平、李哲，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郭相颖，武夷山市徐恩华为成员的中国代表团。

　　7月4日，12时30分起飞赴巴黎，巴黎时间7月4日下午4时45分到达戴高乐机场。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田建平等在机场迎接，下榻凡尔赛大街（EXELMANS·19－21RUE·VANLOO）文化处。

　　7月7日，7时许得知武夷山“自然遗产”昨日已获准向全委会推荐，大足石刻还有待评审，我本能地产生了忐忑不安。上午9时30分会议开始，大足石刻912号，排为当天第8位，我急切盼望轮到大足，谁知澳大利亚因一铀矿影响了一个“双遗产”的继续存在，於是澳代表团与主席团展开辩论，7位主席团专家又纷纷发言，我在心如火燎，心烦意乱中熬了一上午。下午巴黎时间3时40分开始评审大足石刻，首先是世界遗产中心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报告现场考察结果。他根据列入《名录》的6条标准，凡合符其中之一者便可列入的要求，认为大足石刻合符其中3条。第1条：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第2条：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第3条：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又对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水平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认为《文本》精美而充分地反映了大足石刻的基本情况。报告中还放映了有关的幻灯。报告刚结束，韩国、日本等国代表纷纷表示赞成。主席团也一致赞成，将大足石刻推荐给缔约国代表大会进行最后审定。历时仅20分钟，是时我的忐忑化為了激动，飞步电话亭，将申报突破了第三关的捷报，报告县委和记者陶青，请他们转告各方和发布新闻。焦虑不安的心情顿时化为了轻松和愉快。

　　7月10日，7时驱车返巴黎，途中参观“里纳”这一法北部较大城市，13时到达巴黎吴先生的“华城酒家”，得吴夫妇盛情款待。19时张崇礼大使在“福禄居”设晏饯行，席间大使说：“此次会议只通过了，70多个项目中的40来项，约50%，明年申报将十分艰苦，这次我们能获两项通过，实为可喜可贺！”并得知武夷山的“文化遗产”，经多方努力，以时间紧迫，协调员准备材料不充分为由，留待全委会前的特别会议重新评审。

　　7月12日，11时到达北京机场。16时由京飞渝，18时到达重庆江北机场。次日接待陶青等记者。15日在市文化局，向有关市领导汇报巴黎之行。16日返大足，立即向指挥部汇报，并要求各部门不得松懈，要更严格按《公约》办事，以免节外生枝。22日在馆部举行“申报工作顺利进展”新闻发布会。23日郭旃亲临宝顶督察工作，要求全面保质保量兑现承诺，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并列举了国内外几处前车之鉴。又指出石门山、石篆山虽后开工，但有很多可取之处，值得推广。

　　1999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世界遗产委员会23届全委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市召开。参会中国代表团，张学中为团长，邹启山、郭旃、遇晓萍、李哲、郭相颖、徐恩华、杨建华为团员共8人。遂决定21日赴京，乘4141次航班，坐号11排E座，抽奖获头奖，奖票价50%金额，可谓此行预兆吉祥。15时到京，在车公庄广建宾馆，与代表团成员会合。

　　11月26日，早餐后8人乘大巴去会场“阿格拉斯”酒店，在团长卧室（146房）开会，提醒有关注意事项。团长说：“武夷山文化部份，主席团还要审议，但技术操作已完成，可能问题不大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力争大足pg电子模拟器、武夷都获准。还要争取2003年左右在中国召开一次委员会，现在我国是委员会成员国了，可以邀请了”。10时会议开始，会场中悬挂遗产委员会23届会标和摩洛哥国王像。台上就座的是遗产中心主席、副主席，本届由摩洛哥代表任主席。会议对巴西的国家公园，保护不好在里面乱修路，是否列入濒危名单，进行了长时间争论。还涉及到中国的周口店、布达拉宫和峨眉山的保护问题。17时30分，张团长就峨眉山修轻便铁路之事进行说明。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给了很多钱，但保护无起色，会议要将其列入濒危名单，其国代表含泪发言请求理解。会议直至18时才结束。

　　11月29日，举行委员，全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执行局会议”，会议厅座无虚席，新闻记者穿梭拍摄，比往日庄严多了，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和摩洛哥三位部长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前几天的会议是执行局特别会议，解决正式会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式会议首先讨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全球战略”等问题。

　　11月30日，大会继续讨论世界遗产的保护要求和现状。此次会议将审定主席团会议推荐的48个项目，其中自然遗产10个，文化遗产36个，“双遗产”2个。

　　12月1日，9时15分会议开始审议列入《名录》项目。10时05分审议武夷山双遗产，亨利作“文化遗产”考察报告和补充材料说明，10时15分获准列入双遗产名录。11时35分，开始审议大足石刻，工作人员放幻灯，有北山长廊、北山观经变、宝顶园觉洞等景和全县石刻分布图。因大会英、法两种文件中使用名称不一，摩洛哥代表，提出“宝顶山”与“大足石刻”是否是一个项目？我见审议受阻，顿时心情紧张。亨利马上进行解释，5山都是“大足石刻”一个项目。韩国代表发言认为：“大足石刻，规模这样宏大，这样精美，太珍贵了，应该保护”。接着日本、越南等国代表发言支持，11时45分全会赞成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张团长致词感谢，并邀请与会者去大足参观。此时我内心深处，只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我的高兴当不言而谕，飞跑去会场边的电话亭，手握话筒还激动得不停颤抖，因中国是夜间，首先接通了陈怀文、陈明光家里电话，又才给县委机要室接通电话，傍晚才接通吕明良电线日市里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历时5年的申报冲刺可谓大功告成！30年的梦想得以成真！

　　12月2日，晨到会场向张学中等告别，共为祖国争光的友谊，令人依依难舍。张学中要求我们返程路过巴黎时，一定要去再看几处世界遗产地，学习人家的保护与管理，千万不要有申报获准就万事大吉思想。

　　12月4日，遵张学中之囑，下午我们去“枫丹白露”参观，也是“世界遗产”。

　　200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马世长教授、石窟艺术专家，在序言中写道：“敦煌莫高窟第一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不失时机地积极创造条件，加强石窟环境整治，准备申报文本，并顺利通过检查、验收，成为中国石窟中的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后来居上的结果，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古语云：成事者必得，天时、地利、人和，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行文至此，我最怀念，建造大足石刻的大师们和支持关怀大足石刻“申遗”的五山群众、各级领导和中外专家、志同道合的战友、任劳任怨的工作团队，是他们的智慧和辛劳铸就了“申遗”成功！我向他们致敬！我个人只是顺应时代潮流，卅年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人生难得顺心事，聊以斯文慰平生。

　　（原文标题为《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亲历记》，澎湃新闻刊发时有删减）